//[...]書寫遠比改名遷居更徹底，更有份量，不是從一處到另一處，而是向深處去。難得見到作者以一整本書的份量，在主角兩次死亡的邊界，都以寫作為重生的象徵。傾心寫作的人大概很少從不曾為所謂「才華」與「靈感」所苦；但是一旦經歷過喪失，親身承受過無法書寫的劇痛，再次提筆反而不會被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所動搖，因為肯定書寫的重要性本身便是病癒，書寫這一行為本身就蘊含著希望。

也正因為書寫可以是純粹的、個人的、孤獨的小事，這一「濃厚黑暗中的微光」沒有令《獨舞》變得昂揚，它仍然懸停在更複雜、也更真實的，沈溺、逃避與自我打撈的迷宮之中。我激賞作者在後記中如此自剖：「主體的傷痛不是一句『時代已經進步』就能解決，無關乎文學史或者時代文學的潮流如何，《獨舞》之於我而言是，有傷痕，所以必須書寫，如此而已。」這種對於潮流的距離感，固然是作者對自己的誠實，但這一個體經驗也仍然折射著時下的困境。主角承受了父權社會對於女性與同性戀的疊加惡意，在最後的旅途中遇到一對開朗驕傲的男同性戀，她經歷的幽暗森林一下子成了他口中「台灣對同性戀最包容的大學」——這樣的性別設定自不是閒筆。女性如何成長？寫作之於女性意味著什麼？《獨舞》不僅接續了台日女作家同性文學傳統，也可以納入《小婦人》、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等女性成長小說譜系之中。閱讀她們總是讓我感到自己以臍帶連結在另一個女性的身上，一旦開始閱讀/纏繞便已激起書寫/剪斷的慾望。我們終究無法藉由她人來和盤托出自己的經驗。還是書寫，唯有書寫。//